富士康，一家神秘的华人企业，来自台湾，深耕大陆20余年，全球员工接近100万，位列世界500强，年出口额超过600亿美元，几乎全球所有著名电子品牌均为其客户，被称为全球“代工之王”。
富士康是如何做到“代工之王”的？其成长真相是什么？掌门人郭台铭又有哪些独特的管理思想？其管理模式应当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本文通过对富士康的商业模式、管理方式、企业文化等方面的梳理与分析，试图向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富士康。在中国制造业转型面临“困境”的今天，富士康的经验和教训无疑值得借鉴和深思。
富士康之城
驱车从深圳梅林关出关接梅观高速，远远就看到一个大路牌：“富士康华为”。
东边是华为，西边是富士康。中国最大最神秘的两家制造和科技企业，就坐落在这条高速公路的两旁。
富士康很神秘，不对外开放。华为更神秘，虽然书店里有不少关于华为的书，但没有一本是经采访后撰写的。华为总裁任正非除了1988年在《深圳特区报》的一篇大型科技报道中留下30多字的采访记录外，至今没有接受过任何媒体的采访。
有意思的是，富士康和华为都是1988年在深圳设厂创业，前者是台湾的民营企业，后者是大陆的民营企业。富士康总裁郭台铭曾经当过兵，在距离大陆最近的金门服过役。华为总裁任正非也是军人出身，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以下简称基建工程兵）第二十二支队研究所做技术兵，后来随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深圳，率7名员工创业。
富士康在深圳开设的工厂设在深圳西乡崩山脚下，租了一栋五层楼的厂房，厂房周围全是荒草，不具备供水供电设施，台湾人给家里打电话也只能过香港去打。
从广东丰顺招来150名员工后，郭台铭站在荒草中给大家训话：“这里将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工厂！”
下面有人偷笑：“这个台湾老板真能吹。”
此时的郭台铭可能是有些心虚，他把自己的这家工厂取名为“海洋电子接插件厂”。接插件就是电脑连接器，好比一般机器的螺丝钉。产品很微小，工厂很微小，沧海一粟，所以取名“海洋厂”。
当时，到深圳投资的外资企业很多，其中不乏世界500强的身影。海洋厂实在太小，老板郭台铭也就无人在意。有一次，郭台铭从西乡码头下船，天下大雨，司机就想把车直接开到出口处，但保安却上去阻拦，双方发生口角。郭台铭上去劝阻，报上自己的厂名和姓名，根本就没人听说过，拉扯中，大个子的郭台铭还被围上来的保安踢了几脚。郭台铭到码头办公室理论，也没有人理睬。
过了8年，1996年2月，郭台铭站到深圳龙华的某个高处，那里也还是一片荒原，没有得到开发。郭台铭振臂一呼：“看得见的土地，我都要啦！”
郭台铭购买这3平方公里的土地的现金是当即支付的。当时没有人能想象出3平方公里能建成多大的工厂，反正有人付款，那就给吧。
郭台铭则对人透露天机：“龙在中华。‘龙华’这个名字太好啦，这里是中华龙之首！”
也许是天缘际会，名字以“华”字为首的任正非的华为公司，后来也选址龙华，与富士康成了邻居。中国两家最大、最知名的企业就在深圳龙华“比翼齐飞”，显示出中国企业在制造和科技方面的力量。
最近，一位富士康的离职员工在网上发帖，回忆1998年龙华园区缺水、缺电、环境差的那段时光，那时候的龙华园区像个不堪入目的人间地狱。
一名叫熊焰的员工则以另一种心态记述见证了富士康龙华园区的建设过程。1997年，熊焰第一次来到这里，A区只有A1、A2两栋厂房，B区B1、B2两栋厂房正在建设中。1998年，B区B1、B2两栋厂房建成了，SHZBG餐厅也建成了，但其他建筑都还没有。一眼望去，除了戴安全帽的营建人员，视野之内就是荒草野坡。因为没有体育场，1998年年终摸彩晚会是在B2栋厂房旁的空地上进行的。到了第二年，那片空地就不见了，一栋栋厂房拔地而起。随着园区的一天天扩大、一年年变化，熊焰住的地方和上班的地方也在变化。“以前住在B区，上班走路只需10分钟；以后搬到E7，要走半小时；很快又搬到G17，要走1个小时。现在园区内开通了公交车，建成园中园了。”
2006年6月，英国《星期日邮报》的女记者克劳迪亚·约瑟夫发表一篇题为《iPod之城》的报道，提供了大量拍摄于iPod中国工厂的内部照片，这些工厂隶属于苹果的代工厂商富士康集团。《星期日邮报》记者参观了一些工厂，并同一些员工进行了交流。报道特别指出：“富士康深圳龙华工厂拥有20万名员工，这座‘iPod之城’比英国纽卡斯尔市的人口还要多。”报道称，苹果的旗舰产品iPod主要由女工生产，她们的月收入仅为27英镑(约合人民币387元)，但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5个小时。龙华工厂的员工一般住在可以容纳100人的宿舍里面，而且外来访客未经允许不得入内；苹果iPod nano在一座五层高的工业大楼中生产，专门有警察负责大楼的安全。
后经查实，这是一篇假报道，这位英国女记者和她的摄影记者根本就没有进入富士康工厂里面，报道的数据和事实性细节纯属杜撰，图片也是假的。
本文选自《富士康真相》，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来源：西安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