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东阳
在我小时候，闽南地区的人们总是可以透过天线毫不费力与台湾那些电视明星们零距离接触。在那个娱乐行业还不像今天那么发达的年代，说闽南语的台湾本土电视剧是闽南人们的最爱。
电视里的台湾男子给我的印象不像今天那么文质彬彬，声音极为温柔，大多数中年男子和我周围的大叔大伯很像——有着赖昌星般红润、朴实的脸，留着小平头，抽着烟，声音沙哑，伍佰般的口音哼着闽南歌，略带阿扁一样的痞气。
大学时，某日，我去修手机。排在我前面的便是一位台湾大叔，他牵着一名年龄足以当他女儿的女子的手，用一口浓浓的台湾腔控诉着这款祖国自主手机品牌的种种问题。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台商，和学校里的那些台湾同学截然不同的一群人，样子倒是很像那些大伯，但完全没有哼着歌曲“爱拼才会赢”那种气质，我甚至害怕我那些同学回到台湾后会和他们一样——那时，报纸和网络上有关台商群体的正面信息与负面信息一样多。在厦门，甚至有台商二奶村。印象极为深刻的一件事是，台湾电视台的一则新闻（参见报道http://t.cn/zj7gs7k），部分因嫖娼被抓的台商，台胞证上会被盖上“嫖客”戳印，累犯则会被盖上“大嫖客”或“淫虫”。这让不少台商痛苦不已，回家后不知该如何交代。这则报道看起来像是个段子，出处也待考证，但也反映了台商当时在大陆颇为尴尬的形象。
当然，排队修手机的这哥们让我厌恶的倒不是身旁有个漂亮的年轻姑娘，而是他极为抠门、喋喋不休数落这已经是女孩用的第三部手机，对这个廉价的品牌，他决定最后一次信任。这也印证了台商给人的另一个印象——在不少学长学姐的话语体系里，台资企业是下下选，因为台湾老板很抠门。
这里固然有刻板印象的成分，事实上，自从当记者后，也接触了不少温文尔雅的台商。当你了解到王永庆在大陆不仅做生意，也有庞大的慈善事业；早年台商拉着一只皮箱闯天下的传奇创业故事时，又会肃然起敬。前不久便遇到上海台商王其鑫。他刚出了本书《心的管理》，序言作者是刚卸任的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王的普通话极为标准，和他谈论书籍时，我总会瞬间想起大学老师。虽然“儒商”这个词来形容他会显得很俗套，但的确很难找到更好的形容词。我问这位90年代便扎根上海的台商，“江丙坤都为你作序了？你们很熟吧？”，他的回答让我很吃惊，“不熟悉，只是江董事长访问上海时，曾到中达参观，对我的理念比较认同而已。”
王的回答显然不是标准的台商回答。我认识的台商里，有许多名片比扑克牌还大，上面写满了他的身份和头衔，比如经营的6家企业的头衔，以及在10多个社团的任职，有的身份还很显赫，比如中国国民党中常委。和台商们聊天就像是在北京和的哥扯淡，马英九和陈水扁就像是和他们一起穿开裆裤长大的哥们，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观礼时离领导人是多么的近，清晰得可以听到他们的心跳。每句话都会有恰到好处的停顿，褐色的金边眼镜下，是那张不动声色得意的脸。
这不能怪他们，两岸关系这二十来年就像过山车，他们是两岸官方拉拢的对象，但事业也备受两岸官方政策的影响。为了增加筹码，每当选举来临时，大陆一些台商还会开会研究决定支持哪个选举对象。因此台商们总是认为，自己的企业要得到更好的发展，得到两岸官方的政策支持则再好不过，主动接近、遇到什么人说什么话已经成为职业习惯。在大陆举行重要会议期间，需要证明领导人报告中涉台部分富有前瞻性，一些知名台商和地方台商协会还会被大陆媒体记者们要求在报纸上表态...
有光鲜者自然也有落寞者。近年来，在上海和广东等地出现了一个新群体“台流”。这部分人不少是生意落败或者在大陆遭遇诈骗等悲惨遭遇的台商，为了躲债，他们滞留大陆，上岛咖啡是很多人的去处。那里可以找到曾经的荣耀，他们会找到刚到大陆的老乡，侃侃而谈，目的仅仅只是为了蹭饭。当然，如果你的名气够大的话，也不至于成为台流。陈由豪便是个例子，这位被台湾官方通缉的台商在大陆依然有庞大的生意——当年流产的厦门PX项目，他是老板。
来源：凤凰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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