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业收入下降，压低成本成为维持利润惟一出路，人口红利消失后如何转型？代价可能是经济增速回落和物价上涨。
自杀并非什么奇特的事情，尤其是在如此浩大的中国。每年清华、北大跳楼的人数不比富士康少，也未引起太多的关注。
不管是富士康还是本田停工，事件的背后都牵扯到外资企业，更容易激起所谓的民族情绪。举国震惊，热切关注。工会、警方和政府纷纷介入。管理模式机械化，员工工资低，新一代农民工价值观变化……一系列问题暴露出来。
为什么在经济最为困难的2009年，反而风平浪静；而经济复苏向好的2010年，劳资问题却不断出现。连续的跳楼、大规模的罢工，难道仅仅是个别企业内的独特现象？是因为这种极端的方式更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罢了。这或许在暗示，一直引以自豪的中国制造业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外需的冲击，国际资源成本的上升，人口红利在逐渐消失，制造业光鲜的利润报表背后存在难以言说的痛。治标的办法只能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为此将不得不付出经济增长减速的代价。
挤压人工成本才能生存
据《广州日报》报道，一位本田汽车零部件公司员工在网上公布了自己的工资单：基本工资（675元）+职能工资（340元）+全勤补贴（100元）+生活补贴（65元）+住房补贴（250元）+交通补贴（80元）—养老保险（132元）—医疗保险（41元）—住房公积金（126元）=实际到手工资1211元。
更为严重的是，工资的增长微乎其微。本田汽车零部件公司薪酬体系分为五大级别，每个级别分15小级别，每提高一个级别只增加30元。按照上述员工提供的工资单，一个员工顺利升级，年工资增长率也仅为2.5%，工资增长还不足抵消通货膨胀的上升。
富士康的基层员工也好不到哪去，除了9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外，要想获得更多的收入只能通过加班。月收入要达到2000元，每月至少加班100个小时以上。
这种工资结构并非本田、富士康所独有，中国制造业不就是靠着它的低劳动成本而享誉全球，成为全球的工厂吗？当初为我们津津乐道的制造业低成本优势，如今怎么就变成了万恶之源了呢。
低工资是否就意味着公司对员工的压榨呢？这不尽然，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制造业的利润特点。
根据2009年上市公司数据，制造业2009年利润增长37.3%，相比2008年利润-42.9%的增长，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金融海啸使得我国制造业利润大幅下滑，员工为了保住难得的饭碗，工资低、工资增长少相对容易接受。但2009年，中国经济强劲复苏，制造业利润也是巨增，员工工资仍然原地不动，这就容易引发不满了。
事情并不这样简单。虽然制造业2009年利润暴涨了37.3%，但营业收入却是负增长，为-3.44%。而且自2007年以来，制造业营业收入增长就持续下降。
在营业收入负增长的情况下，要维持利润，无非扩展其他利润渠道，或者压低成本。的确，制造业企业在通过其他的非营业渠道扩充利润，价值变动净收益占利润总额的比重从2006年的10.2%，提高到了2009年的20.7%，足足翻了一倍。
另一方面，2009年制造业营业利润增长了42.5%，不压成本又如何实现？即便如此，制造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仅为9.5%，仍低于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13.7%。
不管是全球需求下降，还是国际竞争市场的激烈，在营业收入下降的情况下，压低成本几乎成为唯一的出路。
14－24岁人口大量减少
上世纪末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动力源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中国在20世纪50-70年代经历长达20年的生育高峰期，这导致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劳动力优势集中爆发，直接将中国送入经济高速增长快车道。
人口红利使得我国制造业创造了无数的辉煌，但“民工荒”、本田罢工、富士康连续跳楼，似乎预示着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发生转折性的变化。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曾指出，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趋势看，中国一般的劳动年龄人口（16岁－64岁）在2010－2015年将处于峰值。“目前，我们正处于‘刘易斯拐点’的过程中，随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不断下降。”
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被称为“刘易斯拐点”。在此拐点到来前，劳动力无限供给，则存在“人口红利”。
蔡昉考察的是所有劳动年龄的人口，而制造业的劳动人口年龄大多集中在20岁左右。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字，中国14－24岁的人口比例在2005年就已经出现了拐点，在2010年之后将会加速下滑。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已经在逐渐消失。
不能转型的怒火
人口红利、出口导向和经济高增长是近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但这些条件在逐步发生变化，矛盾也在显现。
一方面，金融危机使得全球需求大幅下降，全球经济的复苏将进入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尤其是发达国家。2009年发达经济体GDP增长为-3.2%，IMF预计2010年其经济增长也仅维持在2.3%。
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的国际需求要想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恐怕比较困难，未来制造业营业收入维持低速增长可能会成为常态。在国际原材料成本上涨的情况下，它们要维持利润的增长，必须挤压劳动成本。
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口红利在逐渐消失，以往无限的劳动供给将一去不复返，企业必须提高工资才可能吸收到更多的劳动力。
据Jassin-O’Rourke Group估计，中国纺织业的劳动成本优势已经不大。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成本为1.08美元/小时，几乎是孟加拉国的5倍，即使是在金砖四国中，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也仅低于巴西，与俄罗斯相当，比印度高出了一倍。
两方面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最近的劳资纠纷不断升级。富士康已两度上调员工薪水，本田罢工员工也在加薪中与公司和解。这显然是富士康和本田被逼无奈，被动调整的结果。
假如按照Jassin-O’Rourke Group的估计，中国制造业劳动薪水都像富士康那样提升30%的话，我们的成本优势将会被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超越。如果劳动成本提高一倍的话，将与巴西相近。
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副总干事罗怀家近期表示，由于中国工资水平的提高，该组织正鼓励台湾电子产品制造商在越南、印度和印尼等劳工更便宜的亚洲国家建立新的工厂。
为惠普和戴尔等生产笔记本电脑及其它电子产品的仁宝电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言人张志明说，公司已于近期在越南完成了其笔记本生产工厂的建设，但这家工厂还未开始大规模生产。
由于越南、印尼等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政局不很稳定，且劳动力的供应量未必能满足需要，制造业生产商大规模搬家的行为在短期内还是很难出现。
不提高工资，雇不到充足的员工，甚至会导致罢工和跳楼；提高工资，利润被压缩，竞争优势会被别国取代。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调整经济结构。人口规律无法改变，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转变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提高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
经济增速必然回落
人口红利的消失在日本、韩国等国家也曾经出现过。其他国家是如何转型的，也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
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末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后，内需不足、资源成本上升，日元面临升值压力。但日本从1960年开始实行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1967年，GDP迅速翻了一番，国民收入也提高了一倍。
在近15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中国居民收入增长远远落后于企业利润，甚至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从1995年－200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了17.7倍，财政收入增长了8.8倍，而城镇居民收入仅增长了2.7倍，农民收入增长仅为2倍。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卢峰教授曾在《我国工资与劳动成本变动及国际比较》（1978年－2004年）中指出，自1995年到2004年，中国制造业年均工资增长速度比劳动生产率增长大约低5个百分点，比同期服务业工资增长低了近20%。
这种现象有它的合理性。改革开放初期，资本是稀缺的资源，劳动力供给的过剩，必然导致财富分配中劳动所占的份额要低。但如果人口红利消失，这种分配格局就必须改变。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在《人民日报》采访时指出，我们可以借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如果年均工资增长在15%左右，5年就能翻一番。
中国这种症结，美国人都能看到，我们的政府不可能看不到。
《人民日报》近期刊登了《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联合成果情况说明》，其中有一段耐人寻味。“中方将继续努力，增加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方将完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渐增加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收入分配格局的问题完全属于中国的内政，改不改变无需向美国人保证。显然美国已经看到，光靠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只要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不变化，普通居民收入得不到有效增长，中国的过剩产能就只能在海外寻求市场。
提高国民收入在短期内并非毫无代价，工资成本的提高会压缩一部分企业利润，并使通胀压力加大。我们不可能永远依靠制造业，美国、日本都曾经完成了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在未来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的情况下，制造业的优势可能会被诸如印度等国家所取代，而产业升级则将成为必然的路径。
在日本人口红利消失后，经济增速比之前下滑了一个档次，这似乎意味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经济增速也可能从目前的10%左右的高增长回落到6%－7%的水平。廖宗魁
来源：证券市场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