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以出口作为主要竞争力，人力资本、各类资源便宜，导致内需不足，这时候就更依赖出口，只能再压低劳动力成本，内需更加不足，恶性循环。现在矛盾已经暴露出来，包括广本罢工的事，未来两年应该做出一定转变。说的更广一点，国家战略需要转变，这是一项非常艰苦卓绝的工作
富士康目前在大陆有80-90万员工，单在深圳就有40万人，这不是在领导一个企业，是在领导一座城市。深圳的40万人中，女工占80%，主要集中在生产环节，男工则集中在保安、物流环节。如果管理一个城市这样不均衡，又是军事化管理的，早晚是要出事的。
个人认为，员工自杀事件中个人因素是导火索，富士康的管理也有责任，我们要关注的不是自杀本身，而是自杀现象所反映出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富士康是做制造业的，生产效率无外乎两方面，产出量及良品率。要同时达到这两者，军事化管理是最佳选择，但这相对比较忽视人性。流水线式生产从福特时代开始，当年福特的本意并不是要更多的人都能享受到汽车产品，而是因为汽车工人都是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但当时教育资源稀缺，如果能够让没有受过高级教育的工人也能生产汽车，对于福特来说是生产效率最高的。因此，通过将生产过程分解为一个一个环节，工人只要会拧螺丝、会焊接就能造汽车，这在当时是生产方式的创新。
六七十年代日本企业成长起来后，发现无法做到福特模式，因为日本资源紧缺，地少。所以日本企业采用东方合作式的企业文化，强调企业是一个集体，可以发挥集体优势，让员工有一种内在的成就感，通过这种成就感将员工与企业连接起来。
富士康采用的是福特的模式，但是做的更极致，把员工生产生活全部管起来，工人就是企业的螺丝钉。记得有一次与富士康的员工做访谈，他们说如果在生产中出错，那么就要听主管的，即便你对主管的管理有意见，也要先服从，然后再通过其他途径反映。也就是说，富士康还是有员工表达的渠道，但是前提是必须先服从。通过这种方式，压力会由上而下传导。
富士康虽然没有强制员工加班，但富士康的工资体制导致员工不得不加班。从竞争的角度，富士康不得不这么做，因为很多逃脱了政府监管的黑工厂能够把价格做低。所以富士康这样的选择其实也与整体环境有关，不这么做就会被山寨之类挤出市场。
对利润的追求是企业的本性决定的，但一味追求可能就会损害企业的整体效率，比如富士康这次的事，对于企业声誉的损害很可能会最终影响到利润本身。《基业长青》里谈到过一点，企业要有远景目标。比如微软的远景目标是让所有人都用上它所生产的软件，让生活更加便利舒适，而不是说称霸软件业。我们这时候再反过来看企业，之前大家一直认为，企业最大的道德就是为股东创造利润。但企业要发展，是要取得多方共赢的，包括股东、员工、政府、客户等。
富士康事件发展到现在不能只怪富士康，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是原因之一。我们以前去走访东莞的工厂，发现地方政府其实在两边倒。招商引资的时候倒向资方，比如提供税收优惠、电力、土地等等，如果出现劳资纠纷也会偏向投资方。但新劳动法出来以后，地方政府也有压力，出现矛盾了就会倒向工人，外资方也很难受。
联想到本田的案例，地方政府在中间是很尴尬的。对于政府来说，经济发展是一方面，保障劳动者权益也是一方面。如果让劳动者回农村，可能饭都吃不饱，但到特区，饭可以吃饱了，但生活可能很压抑。这时候政府就面临道德难题，是要平等还是要一起挨饿？
对于工会，不论是政府主导还是工人自发的，关键在于劳资双方的协调机制，只要能够协调矛盾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机制不是形式。比如以前的党委、居委会的角色，逢年过节给五保户送些生活必需品，这就是一种矛盾化解。放在企业也是一样，也需要这样的机制，不能等到火烧起来了才去灭火。
我们总觉得西方的工会都是斗争，其实不是这样的，双方是合作关系。资方和工会会去探讨是否可以通过降低工资和裁员的方式帮助企业先度过危机，通过这种协调，劳动者会进行判断，否则资方破产，劳动者的权益就更没有保障。
富士康事件的第三层面还有社会环境的问题，包括新一代打工者的问题，贫富差距等等的问题，这与大环境有关，在此不详述。
站在一名研究者的观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代工其实是制造的一种，而制造本身就要靠竞争力。对于富士康来说，通过制造能够扩大规模，降低成本，产品精益求精，这是一项不简单的事。富士康在制造业能够达到这么高的竞争力还是很令人佩服的。即便苹果的设计能力是核心，也需要富士康来帮助实现，因此制造力是富士康中长期生存的根本，也是转型的基础。
富士康在自杀事件前已经在做一定转型，包括厂区在随着中国经济热点地区开设，延伸垂直产业链。代工模式的转型则要看富士康如何考虑，之前富士康也做过一些显卡之类，但慢慢都退出了。另一家台湾代工起家的企业华硕做起来了，目前增长速度也不慢。从代工企业起家，富士康与华硕走了不同的路。富士康增长速度更快，华硕困难一点，但未来可能走的更好一点。
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几年前就讲过中国的出口模式，中国以出口作为主要竞争力，人力资本、各类资源便宜，导致内需不足，这时候就更依赖出口，只能再压低劳动力成本，内需更加不足，恶性循环。现在矛盾已经暴露出来，包括广本罢工的事，未来两年应该做出一定转变。说的更广一点，国家战略其实需要转变，这是一项非常艰苦卓绝的工作，可能要30-40年。■
（刘巳洋 作者为三星中国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战略管理组首席研究员，《富士康的成长与管理模式》撰写人之一，《财经》记者董珺采访整理）
来源：财经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