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本来对政治不感兴趣，但要当一名台商，除了做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之外，还不得不成为“天生的政治动物”。
我喝茶，翟所领喝咖啡。咖啡香味浓烈，以至于我在嗅觉上已感觉不到那杯茶的存在。
这只是一个人的习惯，但也不妨碍对某种意义的想象。
商人本应是偏好在不确定的味道中嗅寻商机的，在大陆的台商更是如此，从计划踏上这片土地开始，他们就做好了应对各种风险的准备，其中包括政治风险。然而，在20多年之后的今天，他们对确定性的追寻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
11月7日的“习马会”，给了包括翟所领在内的大陆台商一个惊喜。惊喜之由，归根结底是不断进步的两岸关系必然会对台商的经济活动带来积极影响，所以谈话最终还是滑向经济——当前经济环境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每一个正面的消息都弥足珍贵。
翟所领，是东莞台商协会会长。
他们眼中的突破
“11月初，知道习近平和马英九即将在新加坡会面的消息后，大家都很吃惊。”
翟所领所说的“大家”，是大陆台商。吃惊之处在于，当马英九辞去国民党主席职务之后，“习马会”的可能性已迅速式微，正当他们不抱期待之时，好事却突然降临。
“这是66年来的一次突破。”翟所领说，“哪怕台湾岛内有一些媒体说，形式重于实质，但形式本身就是实质的一部分。没有形式，带动不了实质，有了形式，就会拉着实质向前走。‘习马会’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们踏出了第一步，有了第一步就会有后面的步伐，第一步的意思就是，不再原地不动。”
商人本来对政治不感兴趣，但要当一名台商，除了做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之外，还不得不成为“天生的政治动物”。
台商进入大陆投资，是在1987年之后，那时台湾当局开放民众前往大陆探亲，于是有一批台商借此接触到大陆的投资环境。
东莞台商协会前会长叶春荣说，那时只能是来探亲，观光都不行，投资更不用说。为了寻找成本洼地而尝试投资大陆的台商，被民进党称为“叛逃者”。
翟所领到大陆考察并最终决定在东莞设厂，已经是1993年，当年4月汪道涵与辜振甫历史性会面，而1年前则达成了“九二共识”。“那时到大陆投资，还要去有关部门报备。手续并不复杂，但很多台商还是不敢去报备，怕被‘秋后算账’。”
翟所领正是在“秋后算账”如芒在背的情境下来到了大陆，这是第一代大陆台商共有的忐忑。他们登陆时，政治环境不确定，经济环境也不确定。在一片陇亩阡陌之中，可以看到的仅仅是综合成本的低廉，但大陆工业化的未来尚不明朗。
翟所领认识一位1989年到大陆投资的台商，这位老板说，头几年，夏天就在河里洗澡，冬天呢，从外面捡来一些木头、纸片，生火烧水。
“我说你怎么不用瓦斯桶（煤气罐）？他说那时候哪里找得到瓦斯桶？环境太艰苦。”
因为企业落户使用的都是集体土地，无法获得国土证，这是一种刚性的制度制约，对于企业而言就是一种明显的风险。
“所以那时外商的大企业都不肯来，只要你不发国土证，就不来。我们是中小企业，就不考虑这么多，先来了。”翟所领说，“当时真是很有勇气，就像邓小平先生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20余年历史进程中，两岸关系的任何负面事件，首先受伤的就是在大陆投资的台商，同样，任何积极的进步，也是由他们率先受益，台商就是第一群试探江水冷暖的鸭子。所以在他们的眼中，“习马会”带来的突破，与其他人一样怀有一种宏大祈愿的同时，也是对自身利益的一种估量。
这就让这一群脚跨两岸的商人，显得与众不同。
责任编辑：李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