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由贾樟柯导演的《天注定》在台湾正式上映。影片以四个中国重大社会事件为底本，开展出底层人物不同形式的抵抗。尽管这些发生在中国大陆的社会事件和背景对台湾观众而言大多陌生，但片中的青年小辉之死，却直指台湾观众必须和中国大陆共同面对的底层劳动问题。片中，来自湖南的青年小辉因为经济压力，流离于广东中山和东莞一带打工。历经工作的打击、心上人莲蓉的拒绝、不人性的工作环境，年轻气盛的小辉最后选择在某台资企业的宿舍跳楼自杀，影射2010年富士康工人连续跳楼的悲歌。
尽管贾樟柯曾在谈《天注定》说自己不懂台商，但电影中几个情节都精准捕捉了部分台商的形象。片中，在酒店当“三陪女”的莲蓉，服务的是小辉口中经济优渥的“港俗”和“台巴子”，点出部分台商在中国赚钱后纵情享乐的样貌。此外，小辉的台湾主管看似温文儒雅，但其率领的实际上来自台湾、缺乏人性管理的血汗工厂。凡此种种，也勾勒出两岸的底层劳动结构。
窒息劳动结构下的“生”与“死”
《天注定》中，小辉在进入台湾工厂工作前，曾在有大量台商光顾的酒店当伙计。小辉和莲蓉在酒店相识后彼此相惜。在小辉走上绝路前，情窦初开的小辉曾陪着莲蓉到河边放生塑胶袋里的鱼群。令人窒息的塑胶袋似乎象征小辉和莲蓉所处的社会结构，生存资本有限的他们难以喘息、近乎没有选择。莲蓉自认当“三陪女”是走偏路，频频以“放生”鱼群救赎自己；小辉最后则以“寻死”的方式，在台湾工厂宿舍跳楼自杀。
苟且之生与青年之殇，皆源自结构带来的窒息。20世纪末，随着两岸开放经贸交流、台湾基本工资调涨，台湾的制造业大量西进，“台商”和“台资”成为两岸重要的经济势力。然而全球化生产序列的日益紧密，加剧台商对中国低价劳动力的压迫，形成“血汗工厂”的劳动惯性。2010年多位富士康员工不堪艰苦的工作环境，接连跳楼寻短，以鲜血点燃了“血汗工厂”的警示灯。
对经济大论述的影像介入
贾樟柯的眼光和批判对台湾社会无疑是重要的补充。在台湾，鸿海集团（富士康）是最重要的经济势力之一，无论是台湾政府和媒体，都对这个庞大的企业帝国敬畏三分。富士康事件后，多位台湾政要曾跳出来粉饰血汗工厂问题，声称富士康是为台湾“拼经济”，甚至要求台湾媒体多照顾“自己人”。台湾媒体碍于鸿海集团的庞大势力，对事件的批判火力亦非常软弱。台湾影坛则原本就缺乏关怀底层劳动者的传统，未有主流影视文本对事件进行即时反思。大部分的批判动能悬于学界和社会运动，但缺乏主流媒体的关注，使得台湾社会对富士康事件的反思至今相对冷漠。
尽管劳工连续自杀事发境外，底层劳动者的悲歌无论在过去、现在、未来，都应是台湾社会关注的对象。台湾在二战后也曾是世界“血汗工厂”大本营，近年西进大陆后开始成为当地剥削问题的加害者。此外，台湾社会自身也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剥削，年轻人过度低廉的工资逐渐成为近年社会对立的主因。贾樟柯对结构下劳动者的关注，对台湾具有重要的提示。在台湾高呼拯救经济的同时，《天注定》透过青年的情欲和失落，将底层人物的位置摆放在经济的大论述之前，或许能让台湾观众自虚妄的资本扩张中，透过片中最消极但激烈的抵抗，省思劳动者的真实处境。这或许也是影视文本介入社会最直接的一种可能。
来源：凤凰网 作者：吴以篪
责任编辑：李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