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莫辞
富士康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除了因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的利润日益下滑外，还有来自外界铺天盖地的指责和压力。上周，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法律工作部部长郭军指责富士康长期违法安排劳动者长时间加班，致使部分劳动者出现各种心理健康问题，导致过劳死或自杀现象时有发生。
就在郭军指责富士康的次日，富士康以公开信的方式回应官方批评：“我们不完美，但请关注我们的进步”，同时叫板郭军，请郭先生在不断点名批评的同时，能够“走到基层”，了解企业和员工的心声。
一个批评，一个不服，富士康底气之大堪比阿里巴巴。按照富士康的说法，自其进入中国以来，先后有国家人社部、全国总工会的各级领导及诸多学者专家到富士康参观、调研，这些人均未对富士康发出过“过分评价”，而郭军从未到过富士康任何一个园区，得出加班与自杀的因果关系未免过于草率，让人难以信服。
客观地讲，富士康上述言论确实有一定道理。作为一个拥有超过100万名员工的超大型企业集团，富士康就像一个五脏俱全的小社会，社会成员来自各个阶层，素质参差不齐，出现问题在所难免。2010年，富士康中国公司先后有14名员工以自杀方式结束生命。当舆论把矛头指向富士康的时候，人们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那就是员工有自由意志，如果觉得企业压力过大，任何员工都有随时离开富士康的可能，而无需以自杀来抗争。
所以，2010年的富士康事件与其说是加班压力所致，不如说是员工心理健康问题所致更合乎事实。有社会学家将80末、90后的年轻人归结为抗压能力差又缺少责任感的“草莓一代”。新时代企业家马云对“草莓一代”的评价是，90%以上的新员工不会在一家企业长久做下去，虽然他们转来转去可能还会回到老东家那里。
笔者不是在为富士康鸣不平，而是从中发掘一种现象：富士康问题不是富士康一家企业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加班”是中国制造业的普遍现象。不加班，就意味着企业单位产品要付出更多生产成本，富士康组装一只苹果手机的利润目前只有4美元，所以包括富士康、华为在内的众多企业采取的都是“加班”策略，这才会出现著名的任正非理论：五个人的活三个人干，发四个人的工资。此次富士康以“合法、合理加班”来回应全总的指责，并叫板全总领导下基层，说明已经到了没有退路的地步。随着近年中国劳动力成本急剧上涨，劳动力素质日益降低，已有大批跨国制造企业不堪成本负担而撤离中国，转向越南等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国家。除非中国不再继续其世界工场的地位，否则富士康们的出路在哪里，这个问题早晚要回答。
来源：舜网-济南日报（2015-02-06 ）
责任编辑：李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