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富士康再发“两连跳”。此前员工跳楼的惨剧多次在这个全球500强名企里发生。去年和今年，新京报两位记者先后“潜伏”富士康，通过体验，努力还原一个真实富士康的企业生态。
在富士康的20天里，我体验了两个立场完全对立的角色：流水线，穿着灰色工装的工人；门岗亭，手持探测棒的保安。
种种波澜曲折或扣人心弦的桥段，并没有在“潜伏”中上演。这或许就是真实的富士康。
住在上铺的，不是兄弟
萌生去富士康探访的想法是在去年的9月底。彼时，太原富士康刚刚发生骚动，2000多名愤怒的流水线工人，围殴了之前园区内飞扬跋扈的保安。
起身前往富士康已是10月底。在此之前，可以套用《那些年》中的几句歌词来形容我所做的准备，“将头发梳成颓废模样，换上一身破旧衣服”。
2012年10月31日，太原富士康，走完入职流程，傍晚时分，我被分进了一个10人间的宿舍。这些舍友的年龄，下至十七八岁，上至三十五六。但无论长幼，他们混迹社会的经验远在我之上。他们之中，既有经商失败负债累累的，也有出身寒门习惯漂泊的，还有遭遇车祸落下病根的。
玩笑和打闹在富士康的宿舍内有些珍贵。互相之间的不信任感，体现在不少的细节里。比如，每个人给手机充电时都会放到一个带锁的橱子中，向别人借宿舍钥匙成功的几率极少。也鲜有人主动问起对方的名字和电话。即便相处二十天后，宿舍内最活跃的两个人，大家也多以“眼镜”和“胖子”的绰号指代。他们的真实姓名，没几个人知道。
也许在他们看来，住在上铺的，不是兄弟，而是些萍水相逢之人。谁也不知道，是不是第二天醒来，就会有熬不住的舍友背起行囊，悄无声息地离去。
凌晨的流水线
我是新人里第一个举手申请上夜班的。夜班是从晚上的8点到次日早8点。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抓起沿流水线顺流而下的手机内壳，把它们放到托盘里。里面的工人把这个动作称作“收料”。
根据大致估算，我第一天晚上大致要收八九千个料，平均每4秒就要做一个收料动作。两天后，我的胳膊和后背酸胀得厉害。更加难熬的是，凌晨三四点左右，脑袋里昏昏沉沉，但手上的动作却不能停。再加上十一月的寒风吹进车间，那种复杂的滋味，无法言表。
除了能真实地感受工作的单调机械外，流水线是一个能够让人敞开心扉的地方。所有的工友都认为埋头干活的我与他们一样。在流水线的轰鸣中，我听到了他们对流水线生活的厌倦和咒骂，他们对自己现实的不满和嘲讽，他们对自己未来的迷茫和无可奈何。
责任编辑：李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