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人文情怀 淡定人生
2011年12月14日，中国深圳，由中国文化促进会和凤凰卫视联合主办的“2011中国文化人物”评选举行颁奖盛典。74岁满头银发的学者苏叔阳，以温文尔雅的风度第一个走上领奖台，接过象征人文理念的“人文杯”。
曾经以话剧《丹心谱》而闻名的作家苏叔阳，在身患癌症之后，又以顽强的毅力写出了新作《中国读本》，发行量达1600多万册，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获奖感言中说：《中国读本》的写作，主要得益于我们伟大的祖国。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和平发展的脚步声震惊了世界。探讨中国飞速发展之谜，中国文化是个什么样子？在全世界形成一个普遍的热潮。中国也有责任，把自己文明的结晶，传给世界，让人民共享，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这个动力一直促使着我。我的人生经历让我有责任做这件事情……
苏叔阳说得很平静。那一刻，全场掌声雷动。
获奖，对于苏叔阳来说似乎已习以为常。2010年6月，西班牙巴塞罗那，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向他颁发联合国“艺术贡献特别奖”。同年11月，世界知识产权联盟主席来到北京，向他颁发世界知识产权联盟中国图书类唯一金奖。颁奖词里有这样一句话：一个人，一本书，进行国际交流，他做到了。
联合国的颁奖词里说，作者是当今中国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中国读本》是了解中国的一扇窗户。要了解中国，就要读《中国读本》。
德国贝塔斯曼出版集团老板说得更有意思：了解中国有两本书，一本《中国读本》，一本《中国地图》。
一位中国的作家、文化学者，为什么能够获得如此高的荣誉和评价？《中国读本》和《西藏读本》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华文化的使者之一，行走世界八方？
记者在第一时间，赶到北京，采访了刚刚获奖归来的苏叔阳先生。他比在电视荧屏上看到的形象更显年轻、更有精神。一位热情而儒雅的长者，让人倍感亲切温暖。
走进客厅，浓郁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博古架上琳琅满目，新石器时期彩陶、清雍正青花缠枝莲纹大盘、鱼化石、古乌龟化石、恐龙蛋化石、木化石……他老伴儿说，这些东西都是他的学生和亲朋好友送的，大家知道他喜欢这个，就送给他。这块木化石是儿子从新疆背回来的。他很珍惜这些特殊的礼物，他说，这里面不仅凝结着亲情、友情、师生情，还凝结着大家对中华文化的浓浓真情。
他的书房里，散发着中国古典家具的芳香，铁梨木太师椅和几案、小叶紫檀书案和官帽椅，一对红木书架里塞满了各类书籍，还有3个纸箱的书放在地上，那是他为写《西藏读本》而苦读过的200多本参考书。
为了写作《我们的母亲叫中国》《中国读本》《西藏读本》，他跑遍了除西藏、青海以外的所有博物馆。他说，其实，我非常想跑这两个地方，可惜身体条件不允许，医生不答应，只能遵医嘱了。
他兴致勃勃，谈到中午12点多，仍然意犹未尽。也听说他曾身患癌症，没想到20多年间，他三次患癌症、一次患轻度中风，做了两次大手术。1994年，因肾癌摘除了左肾；2001年，因肺癌做了左肺叶部分切除；2004年，又发现脾脏肿瘤。他说，这次不能手术了，再做，左半边就空了。做大剂量放疗，脾脏上的肿瘤竟消失了。
我说，苏先生，您让我领悟了什么才叫“淡定人生”！这病若在一般人身上，别说三次，只一次就足以将人的精神击垮。他却在与癌魔的顽强抗争中，先后完成了《我们的母亲叫中国》《中国读本》和《西藏读本》等扛鼎之作，还写出了几十篇小说、散文、评论、剧本，总计200万字！
我说，您非凡的意志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让晚辈十分敬佩！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您，让您书写了如此光彩的人生篇章？
他说，也没什么，就是性格使然吧。我是个性格外向的人，闲不住，总想干点儿事。其实我也有苦恼……
曾在央视上看苏叔阳讲《汉字的魅力》，便问他：您是否总结概括过中华文化的魅力？他说，在这个表述中，用中华文明更好些。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华文明的魅力，便可以用“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这八个字来概括。
我忽然感到，在苏叔阳身上所展现出来的，不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吗？
我看到，一位谦逊而低调的文化学者，默默无闻、含辛茹苦地钻研梳理着中华文化，以作家的妙笔和诗人的激情，开“读本”样式之先河，为世界打开一扇了解中国的窗户。
为什么要写《中国读本》系列
记者：您写电影、写话剧、写纪录片，还写小说、诗歌、散文、评论，成就卓著。为什么笔锋一转，痴迷于对中华文化的钻研梳理，写出《我们的母亲叫中国》《中国读本》《西藏读本》，致力于传播中华文化？
苏叔阳：我以为，这是生活对我的恩赐，历史对我的厚爱。有朋友开玩笑说，好像你生来就是为做这件事的。这大概就是人生的机遇吧。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四海来风。年轻一代没见过的，都认为是新的，新的就是好的。当时有一个非常痛苦的“自我拷问”时期，有些人认为，中国贫穷落后是因为文化太落后。有人说中国像个几千年的旧房子，很华丽，但里面的灰尘太多，需要打扫。这话在客观上来说是正确的。但态度不同，你认为尘土太多、包袱太重、文化太陈旧，所以你要的是打扫，不是里面还有许多好东西，咱们先拿来用。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观点。
记者：我记得当时最时髦的一个词是“反思”，有不少关于“新潮”的争论。
苏叔阳：现在来看，争论有必要。到今天为止，中国文学在创作样式上，仍然同世界文学主流、同时代的要求有比较大的差距。在仔细研究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些师辈、先贤之后，我觉得我们有些方面做的是不对的。否定多于肯定，批判多于继承，缺乏对自己的传统认真梳理和扬弃，错的当然要改，正确的也要坚持。我就想证实一下，中国是因为文化而造成的落后吗？是我们文化上不行吗？必须换一个灵魂，全盘西化，中国才能进步吗？我想探讨这个问题。因为，我对历史文化问题感兴趣。1960年，我从人民大学历史学系中国革命史专业本科毕业，偶然的机缘让我留校成了何干之教授的助教。他是史学大家，一位坚持真理而不随风起舞的理论家。我敬佩他理论家的胆识和严谨的治学方法，现在我如果有些成绩，和那时打下的基础有关。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曾经做过18年大学教师，得到很好的锻炼。
研究中国历史，17世纪以前中国在世界上一直是领先的，是走在前头的。为什么后200年落伍了呢？你是从一千年以前考查呢？还是只考查这200年？什么是历史地看问题？历史就像一条曲折蜿蜒的河流，从来没有间断，内部总是有因果的联系，不能割裂开看。我思索这些问题：近200年来，对中国文化否定多于肯定，批判多于继承。造成我们在思想上几乎否定中国文化。把先贤的思想彻底批判，又陷入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怪圈儿，尊孔和反孔。历史证明，有些反孔最激烈的人，到后期却是最尊孔的人。我们不能重复这个怪圈儿。既然我们是站在新时代，为什么不能批判地继承呢？我们为什么不想想它有什么好处呢？
记者：您身体力行到大学讲如何对待中国文化的问题，那个时候，很困难吧？
苏叔阳：最困难的是上世纪80年代，我在大学讲课，有学生递条子，说苏先生你大概干不了别的了，黔驴技穷了吧？只会说祖宗好。我说起码我知道，我说祖宗好，不要做有愧于先贤的后代。但是，世风转变得也快，到上世纪90年代，我在上海一所大学讲课时，窗台上都是人，大家就开始接受我的观点了。到1993年我写《我们的母亲叫中国》时，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就蔚然成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