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让他骨鲠在喉的故事。故事背后折射出的意义在于，80后打工一族能够适应的环境底线，已经和属于他的年代所倡导的精神格格不入。面对着新的时代，谁可以承载我们的青春？
他已经有2个多月没有睡好了。每天夜里过了11点，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接到电话，听到下一个令人揪心的消息。
终于，在坠楼人数不断增加、最终超过11个的时候，他放下电话，穿过海峡来到深圳。面对刚刚冲刷过的血渍，他深深鞠躬。
他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是台湾首富，一身黝黑的皮肤是海上风霜留下的痕迹；而他们则出生在80年代、90年代是中国大陆社会的底层，背井离乡，漂泊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在深圳这个大而无当的都市的灯红酒绿中，他们能留下的，只有孤单的身影。
他声称自己“一生都在逆境中”，年逾花甲依然一心拼搏，“现在前方的路如果没有逆境，我还不过瘾”；而他们却在20岁的花样年华结束自己的生命，在逆境中彷徨、迷茫，灵魂疲惫，自由、尊严和希望黯淡。
他没有耐心听完下属的解释，便将其开除，虽表示悔意，但一再如此行事。他说越爱手下，会骂得越厉害。他们只渴望一个温暖的家，渴望有人说几句贴心话，听到一两句对自己的肯定和鼓励。
他在工厂中拥有自己的语录，高管人手一册；他们，若不是因为离去，没有人会知道他们的名字。即便是离去了，名字也依然很快被忘却。
但今天，他和他们共同出现在媒体面前。
他是台湾首富、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董事长。他们，是从今年伊始跳楼的大陆富士康员工们。
自由之争
闪光。
镁光灯。聚焦。
看着地上的血渍，望着死者家属痛苦扭曲的表情，郭台铭的心在一阵一阵抽搐。亡妻的死、胞弟的离去似乎又在眼前重现。当年，他就是痛苦者中的一位。可如今，痛苦却发生在他的王国，并且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他。
这位60岁、身形魁梧的硬汉弯下腰，向富士康员工、向社会、向媒体，深深地三鞠躬。
他觉得有点不适，他已经记不清有多久没有向别人弯下过腰了。因为他是郭台铭，霸气、强硬的郭台铭。
霸气，是郭台铭给外界的第一感觉，这主要来源于鸿海集团的军事化管理和鸿海干部高度的执行力。郭台铭说：“民主是最没有效率的做事方式。”
重视荣誉，不是阵亡就是升官，这是许多鸿海人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出来的企业文化。命令下来不容置疑，更不用谈抗辩，做不好不用讲任何理由，所谓“成功的人找方法，失败的人找理由”，早已深固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郭台铭常说：“走出实验室，就没有高科技，只有执行的纪律。”在当了50年警察的父亲的熏陶下，服过兵役的郭台铭有着浓厚的军旅情结，富士康也被建成了一座“军营”。在富士康的厂区，每一个进入富士康的基层员工，在正式工作前都要接受军事训练，甚至包括立正稍息、走正步整队进行。早期的鸿海员工几乎都记得这样一个训示：“要把自动化、效率化的生产管理发挥到极致，控制成本到最低，才有钱可赚。”
对于高层主管，郭台铭的要求更为严格。富士康的干部会议就像军官团开会。他随时向他们提问，如果答不出来，骂人的话立刻脱口而出。这些千万富翁们，照样在会议桌前罚站。郭台铭下达的命令，即使远在地球的另外一端，相关负责人也要在8小时内做出回应；没有时差的，则必须在15分钟内答复。
他用人唯才、奖惩分明。对表现优异的员工与技术骨干，郭台铭从不吝啬地给予巨额奖金。近几年每年年末鸿海员工聚餐，郭台铭提供的奖品总值都高达数亿元新台币，头奖高达数千万元新台币。但对竞争对手，他则一律以敌人视之。
私下里，鸿海的员工管郭台铭叫“国王”。郭台铭对此有一套信誓旦旦的理由：“民主是最没有效率的管理。民主是种气氛，让大家都能沟通。但是在成长快速的企业里，领袖应该带着霸气。”
在瞬息万变的信息产业中，鸿海集团需要军事化的纪律与精准的执行力来打败竞争对手。
然而，富士康的员工们比任何企业的员工都更渴望自由。富士康内刊《鸿桥》的一篇文章提到：“虽然这些年轻一代的农民工也会因为钱而接受加班，但对加班大多有种本能的抗拒。他们渴望有可供支配的个人时间和收入。”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发工资的第一天最先想到的是找个去处去消费，而不是把钱寄回家。
此外，郭台铭在台湾采取军事化管理的时候，自己一直身先士卒——士兵们虽然辛苦，但是在将军的鼓励下依然有干劲。但在深圳的富士康厂区，员工们难以接触高层领导——郭台铭一直坐镇台湾的总部。今年4月加入富士康的陆姓员工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没见过郭台铭，好多人都不知道公司老板是谁。”台湾知情人士杨钊则表示：“管理着这些员工的，主要是中低层的管理者，素质比较差。”富士康一线员工说：“管理比较死板、粗暴，谁有关系谁能上。”
另外，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陈东升指出，台湾经济的腾飞中，中小企业起了重要作用。在台湾，富士康的员工除了赚钱，还会有一种使命感。大陆的富士康员工们完全感受不到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