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铭特别引用台湾自杀防治协会对此做出的项目报告称，自杀的12位员工中，有3位有精神障碍，跟工作环境和压力无关，且12位中有6位集中于5月，这可能就是媒体传播后的“维特效应”，让鸿海措手不及。
员工为了生活，为了尊严，选择跳楼结束生命，原来竞然与索赔死亡抚恤金补贴家里有关，这是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推断或结论。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有12名深圳富士康员工坠楼自杀，死亡10名。其中年龄最大的24岁，最小的只有19岁。这也许正是中国过去30年高速发展的代价之一。
据台湾《联合晚报》报道，郭台铭强调，“自己是背了12个十字架”，愿意承担没有管理周全的瑕疵，但公司本身“并没有责任”，因此未来要将宿舍的管理权、员工的照顾权交还给大陆地方政府。
郭台铭特别引用台湾自杀防治协会对此做出的项目报告称，自杀的12位员工中，有3位有精神障碍，跟工作环境和压力无关，且12位中有6位集中于5月，这可能就是媒体传播后的“维特效应”，让鸿海措手不及。
郭台铭还表示，经过公司的努力且亲自坐镇深圳后，已挽救“几十起”的员工生命。其中一例是在富士康办街舞活动、同仁气氛欢乐时，有同仁看到有人在哭，立即通报关爱中心、适时伸出援手，救回了这名员工。
鸿海公布这名员工写给父母的遗书中写到，“现在我从富士康跳下去，你们不用伤心，因为富士康多少会赔点钱”。对此，郭台铭特别指出，轻生绝对是“最笨的方法”，因此已宣布停止所有抚恤金的发放。
在富士康当工人很“煎熬”
每天，各种交通工具为珠三角的大小工厂充实着大量充满青春活力的劳动者。在最近30年来，这一地区以制造业为发端，承接世界产业转移，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火车头。如果说世界是平的，那么遍布在珠三角大小城镇的工厂则是这个扁平世界的支柱，而那些每天工作至少10小时、每月工作超过24天的中国工人则成为那最耐压的“基座”。
富士康正是这场制造业崛起的象征。30多年前，它不过是一家生产电视机塑料按钮的小厂，现在它是世界第一大代工企业，生产着我们可以联想到的几乎所有电子品牌，在全球雇用着90万劳动力，其中约80万人在中国，每年出口额超过全国出口总额的3%。
在这场制造业大转移的运动中，GDP的奋斗目标在逐步实现，但财富并没有实现转移，或者说其转移的速度远远低于聚集的速度。马太效应还在加剧，卑贱者仍旧卑贱。
平心而论，在珠三角众多工厂中，富士康仍被很多打工者视为“天堂”。即使现在，富士康大门外还贴着很多“包进富士康”的小广告。它提供有空调的宿舍，每个月按时发工资，依照《劳动法》的规定支付加班费，食堂供应每天11元的免费餐饮，员工可以免费洗衣，园区内有网吧、游泳池和篮球场。
但细究下来，这些“优势”很多都是劳动者天经地义的要求。并非富士康优秀，而是其他工厂更过于不堪。
同时，另一个事实是，最基础的普通劳动者只有通过每月100个小时以上的加班，才能获得2000元左右的薪水。在流水线上“普工”的时薪只有5元多。这在一个平均房价超过两万元的都市里，也只意味着生存。
更残酷的是，财富的两极分化与中国城市化运动同步。大量劳动者与乡土分离，他们进入城市，却难以在城市立足。
富士康的管理者以简单强硬的方式打造出效率最高的代工帝国，廉价的人力资源与高超的成本控制能力构成了它的核心竞争力。“不做品牌”是郭台铭的企业战略，也是对服务客户的承诺。“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设备、一流客户”，这既是富士康的成功秘诀，更是制造业的价值体系。在其中，劳动力，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始终处于底端的底端。
富士康自杀事件的悲剧在于：一方面，全球化分工中，制造业难以改变处于食物链底层的状态；而另一方面，代工企业不愿意或难以为劳动者增加管理支出和工时成本。
这也许正是中国过去30年高速发展的代价之一。
“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任何人都没有放弃自己、放弃生命的理由。古往今来，但凡卓越成就者，都忍辱负重，坚忍不拔，克服重重困难成就人生理想。”富士康内部杂志《鸿桥》曾有一篇《韧者无敌》的文章如此写道。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若以强者价值观统摄一切，则无论于企业还是社会，都非幸事。
来源：IT商业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