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深圳市宝安区龙华路东环二路的富士康厂区，如同一个心胸宽广的收养者，接纳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外来务工人员。这里的员工，很大一部分是出生于90年代后脸庞雉嫩的年轻人，怀揣着恐怕连他们自己都觉得模糊不清的各色愿景进入富士康，把它当作进入城市的踏板。
这些从外地远道而来的年轻打工者，被如火如荼行进中的城镇化建设所吸引、所迷惑，争先恐后涌入光怪陆离的繁华都市，渴望在这些陌生的城市有意外的收获，别样的命运。可是，他们却忽略了，建立在制度根基漏洞百出的基础上的城镇化建设，带给他们的，可能只是尴尬的身份与遥不可及的梦。
他们这代人中，很多生长在农村，却很少从事劳作，并不真正了解农村、农业、农民，因此并没有他们父辈那种对土地的眷恋与对乡村社会的感情认同。与此同时，对城市生活的耳濡目染让他们希望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告别祖辈“面朝土地背朝天”的务劳生活，享受城市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的命运。
较之父辈，他们有相对高的教育水平，在城市可以不再从事建筑、装修等最脏最累的活，而选择聚集在纺织业、制造业、电子业等领域。
从物质层面来说，他们的确可以比父辈拥有更充裕的物质享受及更丰富的娱乐生活，但从精神层面，却未必比父辈拥有更安然平和的心境。
生于六、七十年代的农民工，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生于农村，归宿也在农村。然而对于90后外出打工者，无孔不入的城市文明早已挤占了他们对于家乡的感情认同，不再甘心回乡劳作。而对于城市，尽管向往，却因户籍、住房、保障等种种制度障碍而难以真正融入。
进不了城，也回不了村，这样的尴尬，让他们游荡在城市边缘。缺乏规划、走一步看一步、得过且过成了他们的普遍心态。
富士康厂区周边，是一片相当成熟的生活居住区，住房、商店、餐饮、娱乐设施一应俱全。这里的消费者，近乎是清一色的身着蓝色或粉色工作装的男女富士康员工。晚上下班后，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吃喝、打麻将、玩桌球打发时间，惬意却也弥漫着没有方向感的慵懒气息。
来自贵州的张何，正与几个朋友一起打桌球，他高中一毕业就迫不急待地离开父母，先是追随女朋友到北京，找工作碰了一鼻子灰后便在亲属的打点下辗转来到深圳，“这里富士康每天都在招人，我就自然而然进来了。”回想起三年前入职的过程，他轻描淡写的说。
他的入职经历也可以说是一群外来打工者的入职经历，很多与他有相似背景的年轻人，在接受城市第一份工作时并没有带着明确的职业及人生规划，大多是机缘巧合、熟人介绍、随波逐流。这样的低端服务业工作具有很强的替代性，难以带来安全感，人员流动频繁，大多只是个暂时的落脚地。
“现在的工作清闲的很，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他对目前的工作嗤之以鼻。在他眼中，媒体将富士康描述成不近人情压榨员工的血汗工厂的说法有些夸张，不过也承认与所处的部门有关，“生产线的员工比较累，尤其是苹果机线的。不过像我们部门，有时经常打了卡就出去玩了，下班再去打卡。”俨然一个贪玩的孩子。
尽管悠闲度日，对未来也会心存念想，但又或者是将梦想当作装饰品秀给别人看也未所知，总之他会煞有其事地说，“靠打工肯定赚不了钱，想在附近开一家商品店。”但至于具体怎么开、在哪里开、资金从哪里来，他似乎毫无头绪。
尽管时间会让他成长，他会说， “以前老想着玩，跑出来看看，现在开始慢慢觉得有压力。”然而，这样的成长太过缓慢，在疾速前行的城市中，这样的速度无疑是要落后的。
作为旁观的人，看着这个面目清秀的年轻人，不由得为他的前途担心，担心的是制度造就的差距会愈来愈大，无论是意识上、财力上还是社会资源调动能力上，会大到让人最终无力掰回局势。
家里经济条件稍微好些的员工，并不住在富士康提供的员工宿舍，嫌那里条件嘈杂脏乱，而是选择在厂区附近租房。张何租住的房间每月租金450元，相对于每月2400元的工资也并不是太大的开销，只不过让他气愤的是，每次富士康加薪，消息灵通的房东总会借机涨房租。
问到希望不希望以后在深圳买房定居，“房价太贵，买不起。”是他的第一反应，稍作思索后，又称，“要是没有稳定的工作，买了房也待不下去。”“要有一个稳定的好工作就好了。”
“好工作”是指什么，不用问也会知道他的答案，无非是赚得多一些，轻松一些。不过，年龄尚轻，阅历尚浅的他会不会意识到，工作、住房并不是阻止他定居在城市的最大障碍，挡在这些城市边缘人前面的，是制度上的鸿沟造就的日积月累的差距。
看着城市的高楼一座座崛起，光鲜亮丽，但每座城市暗沉的角落，总会藏着一堆不起眼的老旧房屋，里面居住着来自远道而来试图融入这座城市的外来打工者。
城市的建设需要他们，可又在不由自主地驱逐他们。想起城镇化的理想前景：使绝大多数人成为城镇居民，聚集在一起，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农村则实现大规模的专业化种植。便终觉得现实离理想还太遥远。
谈话间，张何接到电话，是朋友替他妹妹打听看能不能也来深圳富士康工作。(文/丁锋)
来源：凤凰财经 作者：丁锋
责任编辑：李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