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劳动力过剩格局未改变 加薪空间有限

    “我们公司的产品，即使以出厂价的两倍销售，依然比印度产品便宜。”中国出口企业的加薪空间，由此可见一斑。

    “提高工资影响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就业——最终受害者是工人”，“再加工资，企业就会搬往印度和越南了”，这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反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理由。

    对此，国家统计局广州调查队相关课题组指出一个怪现象：一边，国内企业拼命压低工资成本；另一边，向外国缴纳巨额反倾销税。

    商务部统计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遭遇反倾销案最多的国家，中国产品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甚至欠发达国家，在其他廉价劳动力大国，同样不断遭遇反倾销。

    来自广东省公平贸易局的信息显示，目前我国企业遭遇的贸易壁垒有六成是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如印度、埃及、菲律宾、泰国、墨西哥、秘鲁、厄瓜多尔、巴基斯坦、越南等。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的印度，已累计对中国发起近80起反倾销调查。

    当印度裁决对我国建筑陶瓷抛光砖征收售价247%的反倾销税时，主要出口厂家广东佛山新中源陶瓷有限公司负责人对本刊记者说：“我们公司的产品，即使以出厂价的两倍销售，依然比印度产品便宜。”

    中国出口企业的加薪空间，由此可见一斑。

    市场机制失灵

    近日，记者就企业初次分配问题，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采访调研，接受采访的企业普遍要求：劳动报酬要让市场机制说话，政府不应行政干预。

    而一些地方政府也以此为理由，放弃作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利润分配过度向企业倾斜，一线工人工资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其他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有专家指出，我国劳动力过剩的总体格局并未改变，劳动力价值市场机制失灵。国家必须通过法律、行政手段，调整企业内部利益分配格局，实现“提低”的战略目标。

    提高企业一线工人工资，是收入分配领域“提低”的核心问题。在这个领域，流行这样一个观点：劳动力价格要让市场机制说话，政府不应该行政干预；企业招不到工人，自然就会加薪。

    但记者采访发现，即使是在“民工荒”期间，工人的工资也没有实质性提高。由于劳动力严重过剩的格局并未改变，加上我国市场发育尚未成熟，劳动力市场机制存在失灵现象。

    “民工荒”最早在2004年进入公众视野。六年来，除了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外，每年春节过后，媒体上都有一轮关于“民工荒”的热炒，报纸上充斥着“企业加薪抢民工”之类标题。但来自各方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工资仍然以每年一两百元的速度蜗牛般往上爬。这一点增长，实质上只是政府定期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结果。

    江苏省张家港市统计局副局长陈建康说，现在每季度搞一次农民工收入抽样调查。今年一季度的抽查结果，一线工人月收入1500元，比去年增加100多元。

    江苏省昆山市牧田(中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任照成说，“民工荒”只是使企业招工成本高了。企业各出奇招，奖励老员工带来新员工，对夫妻、全家同来实行补贴，许诺报销春节返乡车票、生日贺金、派车到车站“抢人”，等等，但就是不触及底线：企业依旧坚持以最低工资标准给工人发工资。

    江苏省华西集团董事长吴协恩说，劳动报酬都是行业内互相参照的，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劳动都不值钱。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说，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劳动力市场机制确实是失灵的。一些企业之所以单一强调“让市场经济说话”，是因为他们30多年来独享了市场机制的“好处”，是缺少良心的表现。

　　“谁最有发言权？”

    在江苏昆山千灯镇大唐村，被问到“有没有感觉到加薪压力”时，华升电路板有限公司董事长唐雪明气定神闲地说，加不加工资，要看市场行情，更要看老板的观念。

    江苏省张家港市永联钢铁集团副总经理吴惠芳说：钢铁企业年销量几百万、上千万吨，每吨挤出几块钱给工人，不是什么难事。企业加薪，首先要算的是良心账。

    任照成说，生产成本里面，有些企业的人工成本只占10%～15%左右，效益好的企业，5%都不到，“我们企业10%以内”，加薪的空间，哪个企业都有的，只是愿不愿意加的问题。

    国家统计局广州调查队课题组调查显示，2003年以来，在19大类行业职工工资排名中，排名末三位的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与“国际竞争力”更是不沾边。低薪的主要原因是行业失范、政府缺位甚至是政府主导的结果，如城市道路保洁工程，发包方是地方政府，相关调查显示：一些地方政府的发包价，使承包的保洁公司剔除扫帚、清洁剂等生产成本以后，就只够按最低工资标准发工资了，即使公司不盈利，也承担不起工人的五项社会保险缴费。

    “企业分配合理不合理，谁最有发言权？当然是分钱的人嘛！”广州的一个企业主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工人只要还愿意来上班，就说明他们对工资是满意的。财富当然要集中在富人手里嘛！企业的利润要拿来发展，创造更多的财富。如果把利润都给了农民工，农民工能为国家做什么？”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对于缩小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地方政府官员说得最多的，一是社会保障，二是扶持创业。但对于如何提高广大职工的工资收入，表现出无能为力，甚至是淡漠。相反，个别地方政府依旧打出“营造劳动力成本洼地”的招商口号。

    苏海南认为，政府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即使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必须有政府的宏观调控来补充。一些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本身只有三四点利，加薪确实有困难，国家应该采取减税，减免税大部分用于加薪，确保企业加薪之后还有比国债更高的利润。否则，企业主可能干脆关门吃利息，造成就业困难。

    广东省中山市发改局科长易娟说，要有听取弱势群体意见的机制、职工收入与利润增长挂钩的机制、职工收入与地方经济水平相适应的机制。

　　劳资博弈新路径

    江苏省总工会主席张艳说，目前，不少地方尝试确立工资协商的法律地位，但大多是把相关条款放进其他法律里面。在江苏，有关工资协商的条款就散落在集体合同条例、民主管理条例、工会条例等六七部地方法规里，执法力度不大。建议在国家层面立法，明确劳资双方在工资协商方面的权利与义务。

    江苏省星光树脂制品(昆山)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徐惠芬说，要有法律规定，工资协商究竟谈什么、谈不成怎么办。比如，企业利润劳资双方该拿多少。“这样，我们的协商才有基础”。

    专家建议，建设中国特色工资协商制度——劳资协商谈判在前，协商不成，由政府、法院或行业组织根据企业的经营状况裁决，避免罢工。

    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说，中国不希望用激烈的方式解决劳资纠纷。需要探索既不影响社会稳定，又保障工人权益的新机制。如果没有正常的机制和制度安排，要么是工人利益受到损害，要么就是以激烈方式维权，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地方党委政府应该像推动企业工会组建那样，依法形成一种对资方的压力，营造促进劳资双方协商的氛围和便利，大力推进企业工资协商。

    “收入分配问题，早一些时间解决可能没有实力，太晚时间解决可能错失很多机会，导致问题积重难返，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正是时候”

    进入本世纪以来，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都对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作出阐述，近年来“调高、扩中、提抵”目标日渐清晰，成为新时期指导收入分配改革的思想基础。

    从一定程度上说，收入增长与财富分配的过程往往就是利益博弈的过程，参与的主体越多，越容易达到一个动态平衡。当前，我国参与收入分配的各主体的作用通道还不畅达，政府、企业、社会面临着各自领域内的分配不公问题，同时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也十分纠结，亟待从源头上厘清。

    另外，整合社会新共识也更显急迫，社会财富在国家层面怎么合理支配，需要尽快在认识上找到最大公约数；各群体利益如何得到合理保障，也需要尽快在认识上找到最大公约数，并要有行动。

　　“解决这个问题正是时候”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事关我国战略目标实现。当前我国正处在“本世纪头二十年战略机遇期”以及全面小康建设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尤其是本世纪头10年来，先富群体快速扩大，社会各群体收入有了较大幅度增长，为先富帮后富、走共同富裕道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同时，我国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社会不公平感明显增强的问题。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说：“我们党在两个重大的时间节点上明确了带领全国人民要实现的目标，一个是到年建党100周年时实现全面小康，一个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两个目标鼓舞人心，需要妥善解决包括分配失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来实现。目前我国正处在总体从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转型的重要阶段，特别是未来10年是全面小康建设的攻坚10年，也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必须要处理好收入分配不公、腐败等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把社会各界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诉求，整合到认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上来。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当前由于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的社会情绪积累，容易让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产生不信任感，甚至出现了公有制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劳动不再光荣等认识偏差，国家层面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从战略高度整合社会认识分歧。”

    “收入分配问题，早一些时间解决可能没有实力，太晚时间解决可能错失很多机会，导致问题积重难返，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正是时候。”杨宜勇说，当前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综合运用三个条件：一是3.5万多亿元的中央财政收入能够解决大量的民生问题，有了共享的财富基础；二是解决收入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的强烈意愿和社会共识，可转化为推动改革的势能；三是国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我所用，即别人“吃一堑”、我国“长多智”。